疫情之下，举国封锁。那些印度的暗娼们，怕是活不下去了

暹罗拾贝

在印度，来得晚、爆发猛、持续久的疫情，让无数仅能糊口的底层打工人更加边缘化，印度打工人觉得，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

只能回家种地，一夜回到几年前▼


他们惨吗？确实惨。但如果比惨，永远有更惨的——那些本就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人，就在这场疫情中被逼到了面临生死抉择的境地。

她们就是印度的性工作者。

印度的大多数性工作者是街头或家庭式的

疫情导致的封锁自然直接断了他们的收入▼


在无客可接的境况下，多数原本收入颇丰的她们不仅没有收入、吃不饱饭，还成了被政府和社会遗忘的存在。


活色生香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东印度公司以及随后的英国王室统治期间，英国军方为了满足士兵的生理需要，在印度各地为其部队建立妓院，并配专人运营。当时，在妓院中工作的妇女或女童都是从贫穷的印度农村家庭中招募过来的，“购买”她们的钱直接由英国军方支付。

最初是为了满足英方士兵生理需求

形成产业之后，接待的客人范围就越来越广▼


正是从那时起，孟买等城市的红灯区越发繁荣起来。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为了满足这一行业的需求，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被从欧洲、日本等地被贩运到英属印度，和印度本地女孩一起，服务精力过剩无处发泄的当地雄性。

当然，在英国人看来

这样的美好国度很符合他们的想象，很理所当然▼


如今，在印度政府并不严格的管控下（卖淫合法，但拉皮条、经营妓院等活动属于非法），印度性产业依旧兴盛。据公开登记，印度目前全国上下约有80万名女性性工作者。但这只是个保守数字，实际规模可能超过300万。

庞大的数据背后，是无数迫于生计的女性

和更多未能婚配的男性▼


这一产业主要依附于城市男性的需求，如今印度性产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孟买这样的大城市，Kamathipura，Sonapur等街区都是孟买知名红灯区，有超过10万名性工作者在这座城讨生计。

对此，还有社会活动家认为，在强奸案高发的印度，孟买之所以强奸案少，正是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红灯区，数百万移民工人的生理需求在这里得到满足，让社会秩序更好”。

街头妓女的大多主顾也是这些底层农民工

在不多的金钱和不那么完美的服务中

站街妓女和农民工之间互相成就▼


其余知名红灯区还有加尔各的索纳加奇（亚洲最大最著名的红灯区）、瓜廖尔的Reshampura，以及新德里的GB路……

非红灯区的街道各有各的特色，但红灯区街道个个相似。平平无奇的低调装修，暧昧的暖光氛围，其实说不上来很有特色，但一看就知道这里就是可以让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快放松的地方。

朦胧的环境下更容易被原始的冲动支配▼


除了这些知名的红灯区聚集地，印度更多的妓女，散布在印度全国城镇县乡的深巷街角，也为当地增添了几抹香艳。

比如在班加罗尔，就没有特定的红灯区，这里的妓术人员的工作场所要么是在某角落租的一个小单间，要么是临时旅馆，要么是荒山野外随处可约的某块空地。

无论是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工作，妓女群体来源都是相当多样，从辍学赚钱贴补家用的14岁少女，到被贩卖至此的白皮妹子，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大批有孩子、有老公的少妇……

全世界的妓女市场中

自愿入行的比例根据国家经济，观念，教育程度而有所不同

在印度，嫁给谁，陪谁睡，又有几个能做得了主呢？▼


但无论是谁，做这行终究都还是生活重压之下的被动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小时肉体工作意味着2000至5000卢比（约合177至442元人民币）的进账，很多有人身自由的性工作者选择每周工作三四天，这些收入已经足以维持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黄色警戒
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印度所有大型商超和娱乐场所停业，这对包括妓女在内的全体服务行业人员都是个重击。

对于妓女群体来说，一方面，红灯区由于人员密集、面积有限，难以实行社交隔离——像新德里的GB路，80个小妓院中安置了3000多名性工作者；而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则足足有8000至10000名性工作者，实在是隔离不开。

白天的红灯区和其他的街区一样

满满的生活气息▼


另外，这些地区的卫生条件对防疫来说也是项巨大的挑战，在水资源分配不均的印度，没有充足的自来水让她们经常洗手，更不用说洗澡了，几十个人常常共用一间浴室、一套洗浴用品。

这些恶劣的现实条件增大了这群脆弱女子的感染风险，不过这还不是最艰难的，致命打击是收入来源的中断。

没有了客户，性工作者们只得消费从前的储蓄，而储蓄不足的女子，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12岁的女儿12天没有饭吃，饿得骨瘦嶙峋。

一个女子的生殖器可能支撑了一个家庭的吃喝用度▼


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的变化和未来职业能否恢复的不确定性导致妓女群体中抑郁症概率的高发，自杀人数由此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比较令人宽慰的一点是，针对性工作者的保护呼声已经随着印度封锁时间的延长渐渐提高，到了下半年，这些大型红灯区内的正式性工作者在登记自己身份后，已经可以向当地相关机构和民间组织求助了——代表性工作者权益的DMSC（杜巴·马哈拉委员会）就一直在努力为性工作者提供必需的食品、卫生巾和其他必需品，但该组织主要在最大红灯区加尔各答索纳加奇开展业务。

疫情期间政府和一些组织也为她们分发了防疫物资

不仅要关闭妓院或禁止性交易

对于性工作者的关怀也是防疫的关键▼


印度政府部门也已经行动起来，如印度最高法院已指示各邦政府向性工作者发放免费的食物配给和经济补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成了排头兵，已经通过妇女发展和儿童福利部向所有性工作者分配干粮，并从2020年10月至2020年12月为性工作者提供每月5000卢比、为期三个月的现金支持；另外，有孩子的女子还可以额外获得2500卢比的补助。

先争取不饿肚子的自由▼


虽然政策落实难以确定，但这至少可以给生意中断、被社会边缘化的她们一些安慰。

但是，遍布印度全国的那些在非集中红灯区工作的妓女，以及被贩卖而来偷偷卖淫的女孩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她们工作场所不固定，不被政府和社会机构注意，也没有登记自己为正式的性工作者，进账为零的同时，也没有资格享受政府的任何补贴。

她们生活在社会的角落

靠着唯一的身体资本换取着生存所需

作为暗娼，政府既不想承认他们也不想对其负责▼


封锁求生

这些生活在社会角落的女人们，阿杜古迪是其中之一。她有丈夫和孩子，但丈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把阿杜谷迪视作提款机，拿不出钱便会对她拳脚相加。为了挣足够的钱，她瞒着家人开展私人色情交易，用赚来的钱换取家暴频率的减少。

“我告诉家人，我同时为好几个家庭做饭，以此来解释晚上在外工作的时间。”

疫情未爆发之前，她每周收入约在10000到15000卢比（约合885至1327元），但她给自己留了条后路，私藏了其中的大部分——正是这些钱，让她在疫情期间没有生意、没有收入、也拿不到政府补贴的时段内，也能继续交钱给丈夫，真是一种无奈的欣慰。

讨价还价的交易▼


但不是所有女子都如她这般聪慧走运，类似情况下如果交不出钱给丈夫，面临的往往是一轮又一轮的言语和身体暴力，疫情期间印度家庭暴力上升的受害者中，便包含着这么一群女性。

为了挺过这段入不敷出的黑暗时光，有的女子会冒险继续工作，选择在危险场所为客户提供服务，比如在空置的公共汽车内。

没有嫖客前来，也就没有收入

高昂的房租，生活的开支，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相比这些，新冠实在是感冒一般的存在▼


但公交车上搞服务，进行到一半时由于动静比较大，半路被司机发现也是常事。经历了司机在道德高地的训斥之后，解决办法往往是女子主动提出免费为司机及其朋友服务，换来在公交车上继续接客赚钱的权利。

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开展线下业务的，开展线上服务也是个凑合的选项——为客户提供虚拟性爱。客户获取此类信息的途径也是容易得不能再容易，脸书推特ins就已足够。

不过线上业务一般是面向中高层妓女的

底层妓女的能力和条件都不太能胜任▼



激情进行时，女郎全裸或半裸，或身着白色沙丽，使尽浑身解数对着Zoom镜头搔首弄姿，配合低吟娇喘，一步步刺激着屏幕对面的饥饿灵魂逐渐达到短暂、虚幻但令人上头的颤抖巅峰。

不过，对于卖力表演的女子来说，身体的享受是完全不存在的，一切的取悦行为都是为了看到自己Paytm帐户出现新的进账提醒。

“这并不是一个坏选择，我们现在也不必到处闲逛，不必担心有感染的风险。”

也有些走投无路的妓女选择转行——当然，身无所长的她们只能卖卖茶、卖卖糖果饼干，摆个蔬菜摊，或是给别人做家政。虽说体面了一些，不过做了一段时间后她们就开始厌倦，甩手不干了。

快速来钱还不累的工作，确实很难放下▼


是她们活得不明白吗？也不是，毕竟这些话句句属实：

“我们习惯于在短短的15分钟内与客户来一场，每次都能赚几百，每天都能赚1000至2000卢比，为什么要重新开始一项那么累的活，全天工作，却只能赚那么一点儿呢？”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